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历史贡献

陈上宇

21世纪初，全中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中国13亿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近五千万人。全中国高等院校达二千多所。中国国家教育部发文欢呼：“高等教育：走入寻常百姓家。”中国留学人数近40万，为全球第一。谁能想到呢，仅一百年前，美国宣教士李提摩太于1891年上任同文会时所做的调查显示，近四亿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阅读能力的人仅有四万四千名，不到中国人口万分之一。¹在这如此巨大的翻转中，不能忘记西方宣教士曾对中国教育贡献的一页。

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大批西方宣教士涌入中国。神的慈爱，使炮火化作祝福。他们建教会、办学校、设医院、启民智，兴改革，播撒爱的种子。

从三个穷学生开始

1817年，第一位踏足中国的基督教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十年后，与同工米怜在马六甲开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开始时只有三个穷学生。

1828年，马礼逊按牧的第一位中国宣教士梁发与少年古天青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更正教的教育机构。

1839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英国人郭施蒂（Wanstall）同应邀前来的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Samua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布朗担任校长。这是中国本土第一所西式学堂，仅六个男生，其中就有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容闳、黄宽、黄胜。

西方宣教士带着极大的热情办学，此后教会学校迅速增长：

1842年，50所（鸦片战争前）；1877年，347所（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1899年，2,000所（义和团教案前）；1919年，5,637所（五四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时期）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矗立起六仟多座教堂，几乎每一座教堂附近，都有一所教会学校。据统计，到1918年，仅一百年间，基督教学校发展到7,382所，学生人数达21万多。²

20世纪头十年，各差会兴起联合办学的热潮，教会学校的规模和水平大幅提高，进入正规化和世俗化，形成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教会除兴办大、中、小学，进行正规教育外，还致力于平民的扫盲教育。

刘少奇于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科学校与大学就有31所，神学院32所，图书馆29所，文化团体26个，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³

大学教育

中国大学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由于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古老的教育有了转机，并逐渐与国际接轨。

狄考文于1877年在登州创办的小学蒙养学堂，发展成中学文会馆，于1882年发展成中国第一所大学，就是后来的齐鲁大学。

在南方，最早于1879年动土与建的基督教大学是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筹办。

教会在中国最早办的五所大学是：1882年，山东登州文会馆；1888年，北京汇文书院；1889年，北京潞河书院；187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1897年，杭州长老会学院。

基督教创办的著名大学有：北京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主园—燕园）；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山东大学西郊区）；江苏的东吴大学（江苏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武昌的华中大学（湖北中医学院）；长沙的湘雅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天主教创办的大学有三所：上海的震旦大学（合并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的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辅仁校区）；天津的津沽大学（河北大学）。

每一所学校的开始都是那么的卑微。北京汇文书院于1870年开办时，只有三个男孩入学，作为他们上学的代价，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

教会大学的办学经费多由西方宣教士从他们自己家乡教会里一元一元筹集而来。当时，他们自己家乡的孩子们也不见上得起大学，可是虔诚的子民们顺服了神的召唤，爱邻人胜过爱自己，为了将神的救恩带给远方不认识上帝的人们，他们不仅献上自己的儿女，献上虔诚的祷告，而且献上自己的金钱。

庚子赔款

当然，宣教士在中国办学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庚子赔款。

在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给国会提交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一百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美国退还的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亦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清华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原纽约州巴塔维亚市的一个图书馆馆长，美国人韦隶华（Mary E. Wood），于1924年，用庚子赔款在武昌创办的公用图书馆“文华公书林”，成为中国最早的美式公共图书馆，图书由几百本发展到几十万册，藏书由一间房扩大成一座楼房。1920年，发展成著名的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管理人才。

教育情怀绝非偶然

西方宣教士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和示范者决非偶然。自古以来，基督教就有传递文化种子的传统。西方教育的萌芽，是在古代修道院图书馆和抄经室开始的。到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兴起，校园活动无一不与教会活动紧密相关。

著名的哲学家、改革家、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譬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哲学家培根、博思卡尔，科学家开普勒、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都是基督徒。

著名教育家、教师、教育改革家许多是宗教界人士，譬如，阿尔琴、卡西奥多鲁斯、伊西多尔、马丁．路德、加尔文、夸美纽斯等。他们一方面将传经布道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长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活动。

起初，受教权只属于贵族以及神职人员。17世纪，捷克基督徒教育家夸美纽斯最早提出普及六年初等教育。因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极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于17至18世纪在德国首先达成。到18世纪末，英国已具备小学、中学和大学完整现代教育体系。

19世纪初，当大清帝国热衷于八股试帖、开科取士、读书做官的时候，英、美、法等国家已经相继实施公立学校制度。19世纪中期，美国女子学院开始出现，高等教育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受基督差遣来中国的宣教精兵，绝大多数都是受过西方良好的教育。1895至1905年美国公理会差派来的103​​名宣教士中，男性宣教士只有二人未上过大学，有九人是医学博士。当时，美国大学生仅占同龄人的百分之一。一代代宣教士在中国大力兴办教育。

回顾历史，愿我们能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神，感谢那些为了中国这片土地奉献青春甚至奉献了性命的西方宣教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