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鸣盛——最后一位死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

刘树鹏

1953年，中国各地外国传教士遭到驱逐。然而，法国传教士丁鸣盛却神奇地留了下来，直至1961年1月28日，以89岁高龄在河北献县张庄教堂去世。

有人说丁鸣盛是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外国传教士，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华理柱关在上海的监狱里。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关系将要有重大变化，华理柱被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所以，准确地说，丁鸣盛应该是最后一位死于中国大陆的外国宣教士。

1907年10月，丁鸣盛离开自己的家乡—法国北部小城奥布尔丹，经过17,000多公里的航程，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到中国，被分派到直隶献县代牧区。

在献县的北部和东部的几个县内，丁鸣盛负责30来个堂区（堂口），每个堂区大约三四千信徒，把这些堂区全走一趟需要一个月到一百天。他出行用牲口车，有时也骑自行车、骑骡子。冬天靠步行，走在冰冻的河流上。

在给家人的信里，丁鸣盛常常提到探访路上的艰辛：“有时骡子也支撑不住了，就跪在水里。那麻烦就来了，我们得把车抬起来，再有人帮着把骡子拉起，才能闯过那段艰难的路。剩下的12至13公里，我们几乎都是在水里走。”

“骑自行车并不容易，路特别狭窄，中间又有很深的车辙。有时候，斜坡上的小径只有巴掌大小的宽度，偏差几公分，就会摔下来。我卖掉了骡子，处理了我的大车，每年可以节省一万多法郎。”

虽然工作和生活都很艰苦，但因为对中国人的爱，在他的书信中看不到抱怨，反而常常充满喜乐：“我真的非常高兴生活在我的教区，生活在这些长着杏核眼，梳着长长的黑辫子的中国人中间。这真是个很好的民族。”

为了这些虽然没有血缘，但却深深爱着的中国人，丁鸣盛可谓呕心沥血。只要有时间，他就给法国的教会和报纸写募捐信，为中国的教育和灾害募捐。当然，他的家人也被拉入到赈济的队伍中来。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多亏了你们，上百名儿童有了吃的，冬季里有了暖和的地方。而且，我还能够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和被强盗杀死了丈夫和儿子的寡妇。”

“我亲爱的爱德华，亲爱的克蕾芒丝，多亏了你们的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那些孤儿寡母被救了。我以他们的名义感谢你们给予的救助，我衷心地向你们再次说声谢谢！”

“西蒙娜，说服你父亲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吧，承担他在初中的学习费用，不超过二百法郎。如果你的父亲同意，请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每年，我会把他所资助的孩子的消息告诉他。”

“我为阿黛尔选了一名很聪明、很有出息的学生。这个学生的父母很穷，由阿黛尔负担这个学生上学的费用，每年二佰法郎。你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这个学生的照片。”

丁鸣盛用从祖国募捐来的钱，在很多贫穷的村庄建起学校。”我在林家庄买了一处房产，还在另外两个村子用抵押的办法买了两块地。我在几个村里，都进行了重要的修缮。在我的学校里，有差不多一千名学生。多亏了法国寄来的救援物品，我才能做这些事。”

“我到这里时，许多信徒要求我开办学校。你们想想，对于我这个老传教士，该是怎样的一种喜悦呀！可是，我为了寻找资金来源而深感不安。首先，我还有拖期的欠款需要清还。这个月，我必须找到四千法郎。为此给法国报纸写了20多封信，我每天从早上写到晚上，盼望有人能帮助我摆脱困境。”

“我们今年开办的学校比去年多”，“我就像一位子孙满堂的老人，身边总被孩子们围着。”

募捐的钱都用在植堂、办学和赈灾上，丁鸣盛的生活却非常艰苦。日寇侵华的时候，“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我们需要手表，可是我没有去买，因为价格昂贵。不论多么困难，我们总还能吃到饼子，不会饿着。”

当地信徒都记着这样一件事。那年秋天一个中午，河间西关一家信徒，女人在和面，男人去屋外抱柴火，恰好丁鸣盛从那儿路过，去某村为病人送终。男人要他吃了饭再走，他说吃过了。

那人抱了柴火回到屋里，说了这件事。妻子一听就急了：“嗐，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他上哪儿吃饭去！快去追吧！”丈夫这才醒过来，赶紧追了出去。估计丁鸣盛也是70多岁的人了，不会走出多远。顺着道追了一会儿，没有看见身影，只好往回走。

走没多远，在一个没顶的破房里看到丁鸣盛，正蹲在地上啃半糠半粮的干饼子。那人一阵心酸，泪眼模糊，抢上前去，把饼子夺了过来：“再困难也有你吃的呀！”强拉硬拽，才把他带回家里。

丁鸣盛为了中国人付出了许许多多，也从中国人那里收获了许许多多。他在信中说：“在信徒家吃饭，经常能吃到鸡蛋，有时还有肉。”

一次他到肃宁讲道，信徒们发现他脚上穿的鞋子破了，几个村庄的妇女不约而同地为他缝制鞋子。

丁鸣盛在华北生活53年，正值局势动荡，战争频发。他和所爱的人们共同经历了多少苦难，多少欢欣？直至1961年离开这个世界，像粒沉甸甸的麦子落在中国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