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事件殉道者名单带来的亮光和启发
黄惠玲
由美国中信出版社和海外基督使团合作出版的《回首百年殉道血》,是记录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殉道宣教士的小传,作者是黄锡培先生。这本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也是激励人心的宣教士传记。作者还编制了一份《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殉道宣教士名录》,列出189名殉道者的姓名和身份丶国籍丶来华日期丶差会名称丶宣教地区丶殉道日期丶年龄及地点等。笔者从中得着许多宝贵的亮光和启发。
1.殉道者的身份
189位殉道者中有62人(32.8 %)是男宣教士丶38人(20.11%)是宣教士的妻子丶37人(19.85%)是女宣教士丶52人是宣教士的子女(见表一)。最令人震撼的是,宣教
士子女人数竟超过四分之一。
一直以来,华人教会甚少把宣教士子女也视为宣教士,只当他们为宣教士的附属;然而,这份殉道者名单却叫我们惊觉宣教士子女与他们父母一样,为把福音带给未得之民,付出了极重的代价。虽然今天宣教工场的环境已有改善,宣教士及他们的子女被大举杀戮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他们仍为宣教付上不少代价,譬如:从小随父母东迁西移,无法植根於一种文化;又或从小在异地受教育,必须与父母分离,无法在双亲呵护下成长。其实宣教士与子女是一个整体,关心宣教士也当关心其子女,特别是他们的教育及升学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好,宣教士才能专心事奉。
2.殉道者年龄和在华年期
从名单中看到,殉道者离世 的年龄,小於1岁的有8人( 4.23%)丶1至5岁者29人(15.34%)丶6至10岁者13人(6.88%)丶11至15岁者2人(1.06%),总数是52人(27.51 %)(见表二),全是宣教士子女。
他们小小年纪就跟随父母在中国宣教,却无辜地遭狂徒杀戮,父母在危难中无法保护他们,眼巴巴看着他们死去,心情是何等伤痛和难过!今天我们华人信徒千万别忘记这些殉道者的恩情,愿感动他们来中国宣教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能跟随他们的脚踪把福音传给未得之民。
成年的殉道者,21至30岁者44人(23.28%)丶31至40岁者59人(31.22%),合共103人
(54.50%),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见表二)。至於他们来华的年期,1至9年者占37.26%丶10年以上者占34.92%(见表三)。20至40岁本是人生最精壮的黄金期,这些年轻有为者,一心为天国打拼,盼望能拯救失丧的灵魂,却遭逢不幸。这令我们发出许多疑问:宣教士好不容易学晓中国文化,为何不给他们多点时间在中国事奉?这些宣教士无辜地被杀害会否是枉费?神为何不保守他们?这些灾难会否吓阻了以後要来华宣教的人?往後我们便会看到答案。
3.殉道者所属之差会
这189人中,最多人所属的差会是内地会,占了69人;其次是宣道差会35人(见表四)。为甚麽他们殉道的人数远超过别的差会?因戴德生先生在1865年,已看见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有很多教会和差会在工作,内陆却鲜有宣教士前往。戴德生因而创办中国内地会,招募大批宣教士深入内陆未得之地。义和团事件期间,他们在暴乱地区事奉的人数最多,伤亡也自然较多。宣道会在1887年成立,旋即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因成立得较晚,他们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也认为不应留在沿海地区,要到偏远丶缺少宣教士之地,因此在义和团事件中也伤亡较多。
今天全球仍有不少地区像百年前的中国内陆,因地处偏远而经济落後,缺乏与外界接触,民风保守封闭,抗拒新事物,排外情绪激烈。在这些地区事奉的宣教士,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丶吃苦的心志,能忍受当地人的敌意和怀疑;甚至有时劳心劳力,也未必能见到具体
的果效。
4.殉道者的国籍
殉道者以英国人最多,达97人,占总数一半;其次是瑞典人,有45位,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美国则排名第三,共31人,占16.4%(见表五)。百年前曾有许多英国宣教士充满热诚,冒险来华把福音带给中国人。相对之下,今天的英国教会不单失掉宣教热诚,更失去了爱神的心,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信徒离开教会,社会充满了反基督教的情绪。前些时候英国航空公司一些机舱服务员甚至因佩戴十字架装饰遭到免职,可见英国基督教没落的情况。盼望华人教会都能关心那些曾经为中国洒下福音热血的国家,为他们祷告神,使他们的灵性能重新复兴。
从人口比例的角度来看,殉道者比例最高的是瑞典。(英国1901年的人口是38,323,000人,瑞典1900年的人口是5,136,441人。)瑞典人的先祖是臭名远播的维京人,打家劫舍,无恶不作。那时他们最喜欢劫掠修道院,杀害和掳掠了无数修道士;但後来有福音传给他们,使整个民族彻底地改变了。他们不单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还热心宣教,直到今天。他们蒙了福音的好处,乐意把福音带到远方,差派宣教士到百多个国家,为基督结出无数果子,实在值得华人信徒效法!
5. 乱後中国教会的发展
王治心指出,义和团事件令基督教明白到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亦再不允许教士帮助教友诉讼(这是挑起许多中国人不满的原因之一),转而着重教友之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基督教也加速改革,致力兴办学校,推动教育和慈惠事业,并加紧培训中国领袖,推行教会本色化运动──建筑物采用中国样式,诗歌编成中国音调,教区改为中国地名等。并在1924年的「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中国自立的教会。
义和团之乱後,来华的宣教士不单没有减少,反迅速增加。来华差会由1900年的61到1906年增至67个,13年後更增至130个。外国传教士的人数由1900年的1,500人,增至1905年的3,445人,1914年更增至5,400人。
由於加速培训中国领袖,中国传道人的比例大为提高。在1918年中国传道人占全国同工35%,1923年增至41%。到1916年,教会职员中华人占66%。中国信徒则由1900年的八万人,增至1906年17万人,到1914年增至25万人,到1920年增至36万多人,20年间增长了3.5倍。由此可见神对中国教会的保守,宣教士们的牺牲绝对没有白费!
(蒙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允许,摘录自《往普天下去》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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