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白袍穿黑袍

蔡茂堂

仇恨初萌

我在台湾念中学时，仍有“保送”的制度，我校每年可保送第一名的毕业生进台大医学院。我从小念书，直到初中毕业，从彰化中学进入高中，都是直升第一名。那时我充满理想和骄傲，觉得只要继续努力，便能保送台大医学院，前途似锦。怎晓得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体育成绩五十九分不及格，是班中唯一体育不及格的学生。

后来新上任的体育老师来到，对这事起疑心而暗中调查原委，方知第二名的学生靠着家境富裕，买通那位体育老师，想成为被保送的荣誉学生。我知道后，开始对社会的不公义产生憎恨的心理，从此很憎恨害我的那位老师。那时我正阅读《基杜山复仇记》，心想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今天没能报你仇，你给我记住，有一天，我医学院毕业，你孩子不要生病，否则，我定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的孩子弄至死不了又活不起来。我的心里就是这样想──有一天我要报仇。

爸爸的凄苦

爸爸年纪很大才生下我。我家很不幸，适逢中日战争，他第一次跑空袭从大陆回来，所有的房产都给亲戚占了，因登记不完全，没法要回来，变成一无所有；第二次跑空袭时，躲在山里，太太被蜈蚣咬伤，因为没有药物，毒发身亡，留下几个小孩。爸爸为了有人照顾孩子，再娶我的母亲，因此我是继母的孩子，排行十二。家里很穷，哥哥没有念书，整天跟妈妈吵嘴，后来做了流氓。那时我在家里也充满恨。因我念书成绩好，爸爸把所有希望放在我身上，要我好好继续念书。他为要省钱，不让我们在学校蒸便当（要额外交费），他每天自己骑脚踏车上山（学校位于山岭上，我们住在山下，孩子们都要乘巴士上学），把便当用布包着，送到学校窗户旁边，让我们下了课取来吃。不幸一次在送便当的路途上，被一辆超载的卡车，把脚踏车的把手拉着，老人家没办法，就倒了，幸而没倒在车下，而是倒在路上。那卡车却不顾而去，爸爸只得自己爬起来，可是脚断了，不能走路。家里已经没有钱，又遇到此不幸。我记得妈妈因为没有米烧饭而气，跟爸爸发脾气。我爸爸是基督徒，那时他只是说：“约伯倒霉的时候，他的太太不也是骂他吗？”他一生给我很深的印象，如果信耶稣单为了要神祝福，我爸爸真可说一点祝福也没有，但他还是要信耶稣。这也叫我觉得奇怪。我心里一直在疑惑。

高二时，家乡的教会重盖礼拜堂，父亲是教会的长老，因为无力奉献，而他对建筑业是有认识的，便自告奋勇愿协助监督会堂的建造。那时他的腿已断了一只，拿着拐杖跛着走路，仍坚持要去。我家离教会很远，爸每天带同便当，一清早慢慢走去，到下午才慢慢走回家。没想到一位教会姊妹竟诬告我父亲偷工地的钢筋水泥去变卖。教会的牧师、长老和其他弟兄姊妹却无人站出来为这位忠心服事主的仆人申辩。因此我告诉自己，哪里有上帝，如果有的话，应该马上打雷，把她打死，这才大快人心，才证明有上帝。分明牧师都是眼中只有钱，势利、偏心。哪里有上帝？哪埋有爱？教会讲臺上常讲“彼此相爱”，这只限于救急，救穷就难了。教会中有我们这么穷的家庭，穷得不像话，帮也帮不了。我觉得不帮也罢，可是就不要在讲臺上讲什么“彼此相爱”。在学校也是一样，遭人白眼：“你硬要争取被保送进台大，进去了也没有钱念，何必占了人家的位？”我们一家在别人眼里只是垃圾。

赖大卫院长

那时有个英国人，是漳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赖大卫，他上下班都是骑脚踏车，常常穿一条短裤子（他属下的医生却都是开车上下班的）。他很爱住在他附近的小孩，我们也住在他附近，都是贫民区的孩子。每学期开学时，他骑脚踏车，送一包钱到我们家说：这是给你孩子作奖学金的，我们都是这样受着他的帮助。还有，每个礼拜天，他都请人做很丰富的菜（一席十二道菜），请附近念中学的小孩享用，教你学英文，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许讲英文。我们哪里会讲英文。他却很有耐性，自己不吃饭，一个一个逼着问你。没办法答时，便要站出来说：“I am sorry！”（“抱歉。”）然后站着吃饭，这印象很深刻。他一直跟我们讲，虽然听不懂，却很喜欢听。念初中时，他就是这样给我在英文上奠下了基础，以至后来考“托福”，得了六百多分，来美国念书没有问题。他每三年回英国一次，都是搭船，我以为他喜欢坐游船，是一种享受。我念大学的时候，他退休了，仍是坐船回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搭飞机？他回答说：坐船便宜些。原来他没有拿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薪金（应该是每月三四十万台币）他拿宣教士薪金（每月不到三万），但他的钱都送给附近的穷孩子作奖学金。其中有一个比我们更穷的，他把他栽培到台中一间医院当麻醉科医生。原来他本身念牛津大学，放弃进皇家医学院的机会，来到中国福州传教，后来大陆沦陷，转到台湾，一生在台湾，成为我们的邻居，他很得神的祝福，但他把福分给邻人。

仇恨生苦毒

我因念书好，人就骄傲，瞧不起所有的人。我家在彰化，有一间基督教医院，都是中国医学院、中山医学院的毕业生当医生，未有一个是台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我进台大医学院念一年级时，因家穷，找些暑期工，好赚取学费。结果在医院做杂工：洗碗碟，拖死人，协助X光工作等。人家不做的就是我的工作。有个印象很深刻：我在厨房洗碟子（钢碟子），医生们有个怪习惯，吃完饭便把碟子飞掷到盘里去。虽然他们都眼界准确，碟子里剩下的油却飞溅得我混身皆是。我很气，心里想：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是中山医学院毕业的，我是台大医学院，我以后当院长时，看你怎么样？

我的脾气也不好，心中的仇恨如同火山，一次仅为了一椿小事，跟弟弟吵得很凶，我决定做一件事，要把全家人杀掉，就跑到厨房去找菜刀，第一杀弟弟，因他使我生气；第二杀妹妹，第三杀妈妈，第四杀爸爸，因为爸爸脚不方便，跑不了，最后自杀，大家就不必负责任了。那时我的人生观是黑色的：这世界我看透了，我在我家里只有痛苦，没有什么希望。我妈妈很聪明，看见我的脸色不对，马上把门关起来，用大木拴住。结果我拿了菜刀却不得门而出，用刀砍门砍不破，我一直哭，一直叫，直到筋疲力尽。我妈没有讲什么话，这时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一次真诚地祷告：上帝啊，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基督教道理我都懂，为什么在我人生经历中，让我看到那么多的不公平。我知道我痛苦不是为那些不公平，而是惊讶自己竟堕落到杀人的程度，我到底是怎么一个人？

求必得着

不错，我是个模範生，在学校很出名，但发觉自己心里总是充满骄傲，充满怨恨。我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天晚上我向神祷告，我起想爸爸，又想起赖医生，如果没有神，这两个人的表现，我不能解释。但如果有神，我为什么遭遇那么大的不幸？所以我祷告主：如果真的有神，求你改变我。祢改变我的性格，我就愿意作一位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做神喜悦的一切事。我这样祷告后，没有什么感觉，就睡觉去了。

自此，我定意每天看点圣经，默想神的话。高三上学期，教育厅宣布废除保送制度，因为觉得这个制度产生种种不公平。其实他们已争论了一段时间，只因每年都有大官的儿子毕业，未能执行取销，可能这年没有大官的儿子毕业了，可以执行了。我知道后，心里战惊起来，直觉是神的手在掌管一切，因为保送制度取销了，我对体育老师仇恨变得无聊，徒然令自己心中白白苦恼许久。现在人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只有我考上了。我惊讶神竟然用此方法显出他的主权与能力，并叫我除掉心中对那位体育老师的恨。我想，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知何时才能解决心中对那体育老师的恨。

随着岁月的流逝，神一点一点挪去我性格上的瑕疵。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有很大转变。大学毕业时，我心中不再充满仇恨苦恼，也不再瞧不起人。我知道神已动了圣工，改变我的性格，我为此感谢他，愿照我的诺言，做他所喜悦的事。

献身传道

大四那年，神接家父回天家，我很难过，因为他生前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学成后，他可以卸下经济重担，专心传道。我质问神为何不成全家父这个心愿。后来我才知道，家父在世已完成他美好的工作，神让他息了劳苦，我应接下传道的棒子，承继父志。

在恒春基督教医院任院长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当时我和三位同事开车上台北为医院募捐，由我任司机。途中发生车祸，韦娜姊妹当场身亡。我为此内疚不已，痛苦莫名。事后韦娜的父母竟以基督的爱接纳我，认了我的太太为干女儿，我成了他们的女婿，这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强烈的震撼和感动。天父就是这样接纳我们罪人。为此我更要全力以赴，热心服侍神。一生跟从他，永不回头。（黄韩祥英、巫凌赛君整理）

蔡茂堂是精神科医师，曾任台湾恒春基督教医院院长，蒙神感召，到美国攻读神学宣教课程，回台湾一面担任路加传道会总干事，一面在台大、马偕医院担任精神科医师；后来再次蒙神感召，到美国修读道学硕士，现任美国东安福音教会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