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成大树

罗允诚

日治時代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陷落。1939年8月，日军占领深圳封锁香港。那时，我们住在九龙城狮子石道，因为物资短缺，饥民激增，治安非常恶劣。父亲想，我们家那麽靠近启德机场，一旦盟军反攻，势必首当其冲；於是举家迁到九龙塘居住。

九龙塘是豪宅区，每户占地一万方尺，多是两层高的花园洋房。当时，很多人已经逃亡到国内和澳门，不少房子空置着。饥民就从这些空置了的房子上拆除门窗，变换粮食。

我们家的地址是九龙塘金巴伦道廿五号，对面正是日本人占领的区政所，前后门都能看到便衣密探和皇军巡逻站岗。区政所是日军的行政中心，美其名是维持治安；实质上，真正的任务是搜捕和打压不服日军统治的“逆乱分子”和“从重庆派来的特务”。晚上，我们常听到凄厉的哭叫声从区政所传出来，我们心里明白，这时在区政所内，又有爱国同胞惨受鞭打酷刑，或被灌水，或“吊飞机”。

在艰难的岁月里，街坊特别团结友善，同舟共济。生病时互相慰问，赠送药物。我还记得妈妈将我们的旧内衣洗熨乾净，预备为炸伤的人包扎用。

在日军的铁蹄下，香港的报章都变成日本人的宣传工具。没有人相信报纸上的消息。爸爸胆子好大，且豪爽好客，他每天晚饭后都在我家后花园里和 二丶三十人畅谈时局。门外有我们称之为“汉奸”的密探监视着，可是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们。邻居关先生组装了一个光管收音机，能接收“美国之音”等电台。他常把收音机带来，大家就在后花园里偷听新闻。

相中我家车库

当时，日军将窝打老道的玛利诺书院改作伤兵医院，拔萃书院被改为囚禁英美战俘的集中营。圣德肋撒天主堂的主持和神父因是意大利人，属轴心盟友，可以自由传教，不受影响。

有一天，我们的邻居李丶杨丶徐三位先生带了一位身高六尺丶穿着蓝布长褂的丘育灵传道人来我家，找父亲商量免费借车库作福音堂。当时我们家没有一人是基督徒，而且是拜祖先的；但很奇怪，爸爸竟一口答应，只声明我们不会“进教”，不会参加他们的聚会。丘传道听后，立即向我爸传福音，爸爸也即时回绝，说：“我是不信的。我借车库给你们聚会没问题；可是你们不要拉我去教堂。除非你们祈求上帝，让我们打败日军，我就受洗。”

我家车库的位置不错，就在花园前大闸旁，面积约 40尺长，20多尺宽，看起来像独立单位，而且一直闲置着，家人从不使用那里出入。然而，九龙塘家家户户都有车库，他们为何偏选中我家呢？爸爸又为甚麽一口答应呢？当然，爸爸有他的理由，他对基督徒有好感，妈妈从前念真光女校。爸又相信，在战乱时期大家应彼此照顾，不必斤斤计较。何况九龙塘路上行人稀少，四周寂静。爸爸想，若邻人经常出入，对小偷不无阻吓作用。回头一看，这事并非出於偶然，是上帝拣选了我们，祂要藉这件事拯救我们一家。

当时的丘育灵传道（后被按立为牧师）才 20 多岁，刚从伯特利神学院毕业，负责牧养这新成立的福音堂。邻居孙家丶关先生丶徐先生等都来参加聚会。他们搬来了八张长椅，分两边排放，另有一座圣诗架和一个脚踏手风琴，门外漆上“福音堂”三个大字，陈设简陋。一天，门前忽然传来一阵嘈吵声音，原来丘先生抓到了一个面黄骨瘦的小偷，正用螺丝起子拆下福音堂的铜锁。看来福音堂最值钱的就是铜锁了。丘先生见了勃然大怒，另一个教友也来到了，二人训了小偷一顿，就放他离去。

艰苦岁月

盟军反攻后，生活更为艰苦。炮弹没长眼睛，友军飞机轰炸日军据点，不幸误中湾仔民居，死了很多无辜百姓；红磡的仓库中弹，整晚火光熊熊。翌日起来，九龙塘戒严了，我们后院的竹子通通被砍光。原来日军需要用竹枝掩护他们的战机。这时，米珠薪桂，一斤米卖 360 元军票，还是加了沙粒的。很多人把花园当作农场，种起蕃薯瓜菜，邻居间彼此交换种子。

也许因为时局太艰苦了，人看到自己的渺小无助，不能掌管命运，那时信福音的人很多，福音堂渐渐兴旺起来。

父亲守诺

一天早上，大哥罗允颐照例往隔邻关先生家里听新闻，回来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原来，美军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日皇昭和宣布无条件投降，真是极大喜讯！上帝听祷告了。我们急不及待将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九龙塘。家家户户都赶紧缝制国旗，准备迎接我军进城。岂料胜利后第三天，英国皇家空军RAF（Run Away First）登陆香港。这队蓝帽子将日军收押，从我们门前操过，直押到沙福道的军营里。一个月后，中国的新一军才抵达香港。

和平后，广州铁路局急电召我爸爸归队，任粤汉铁路处长一职。那时，北上铁路未通，海路浮雷未清，路上危险万分。我们便请朋友为爸爸迫切祷告。感谢上帝，爸爸平安到了广州。可惜，同一条船，回程时竟触雷沉没。

这时，福音堂的会众不断增加，不敷使用，他们就租用九龙塘小学的礼堂聚会，并增加了多名传道人。爸爸休假回香港时，朋友劝他接受洗礼，他是个守诺言的人，立即答应。不过爸爸那时从没翻过圣经，对於基督教真理一窍不通；但自从接受洗礼之后，他就带领我们全家到教会聚会，并参加主日学。

经历上帝

八年后，爸爸亲身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时，香港只有六间电筒厂，其中一间是我爸爸在1949年解放后回香港经营的。1953年爸爸接到一张军用电筒订单，谁知道高兴都还来不及，就被投诉，说电筒生锈，整批货物退回，损失非常惨重。对爸爸的打击很大，一向坚强的爸爸几乎一蹶不振。

当时，我参加主日学已十多年，看见爸爸愁眉不展，有一天，用圣经的话鼓励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立比书三13至14）没想到爸爸听后，竟如当头棒喝，立刻跪下祷告。自此，爸爸每天祈祷，读圣经，振作起来，奋发图强，把工厂经办得有声有色。

爸爸晚年体弱多病，仍不断与上帝交通。上帝赐福爸爸，他一直在教会里做弟兄团的团长，又做了多届执事会主席。

我自己是在一个夏令会里蒙恩得救的。当时，我深深经历主耶稣爱我，接纳我，与我同在，与我说话。慕道期间，何时鉴弟兄（后为牧师）教我们主日学，悉心栽培，他很有条理地对我们讲解圣经，帮助我认识真理。

中学毕业后，我去美国升学。转眼60年过去，我仍和从前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保持联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不但一点不减；反之老而弥坚，大家在教会里仍旧热心服事。

感谢上帝，昔日我家中的福音堂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在上帝的恩佑下，发芽生长，渐渐成为大树。它就是今天九龙塘宣道会的前身，九龙塘宣道会现有23间堂会，十六间学校，会友超过5,000人。感谢上帝，像我们这样渺小匆逝的人，竟能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中占一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