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脚、强国与圣经

困敬舍

听母亲说，姥姥不识字，是个裹脚的女人。姥姥1910年代出生，具体哪一年，属于清朝还是民国（成立于1912年）就不知道了；只知道这时距离宣教士倡导天足运动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宣教士去姥姥家的村子传教，尽管五四运动过了好几年，姥姥还是在旧礼俗的专制中，在少女时代把脚裹残了，尽管没有裹到“三寸金莲”的地步。在发育的年龄，用布紧紧把脚裹住，让可以长成正常尺寸的脚变得畸形，到底会有什么后果？

120年前，一名来自英国的女宣教士这样写道：“中国有句古话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有人说，缠脚给缠死的女孩子，十个当中就有一个。当我把这话告诉汉口的意大利女修道院院长时——她是一所女校和一个弃婴协会多年来的负责人，她含着泪说：‘不！在沿海地区，也许是这样。’我以为她准备说，内地没这么高的比例，结果她的回答令我震惊：‘这儿更多！更多！’”1

与裹脚裹死的女孩比，姥姥活到70出头，最后瘫痪在床几年才离世，与同时代的中国农村女人比，算命运好的。姥姥生育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三个孩子，既行动不便，又不识字，她一生的活动范围就是附近几个村子。

早在五四运动前，“兴国”就已是读书人可以洋溢青春的主题了。梁启超号召少年强，是为了国强。“国”，是读书人的精神图腾。此国不行，意味着所有中国人的精神阳痿，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无论如何，国家是要强大的。

女人裹脚，近半人口走路都晃荡，如何国强？长期以来，读书人不管这些，对身边的女人早麻木了。他们盯着洋枪洋炮，要变法，要推翻腐朽的满清；他们高举民主科学，要打倒卖国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群会写字、会宣传，又豪情万丈、充满理想色彩的“强国偏执狂”，不被各种兴国的思想、主义俘虏也不可能了。

然而，兴国的愿望光靠举手、喊口号、情绪激动是不行的。

鲁迅感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別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2

一百多年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狄考文在华生活45年，他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观察到中国人的另一面。他说：“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一是他们很难相信一个新事物的有益之处，在决定使用之前一定要再三确认；不过他们一旦做出了决定，便马上开始草率行事，急不可待地想要看到结果。”3

在草率中要结果，这是对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简单解释。知识分子不思考“根本”，不去探究“西方列强”强盛的源头在哪里，只一味激动、火热起来，局面就难以驾驭了。陈独秀称赞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学生，他向上海的学生鼓动说：“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在青年的精神上说起来，必定要牺牲大而结果小，才是好现象。”4

把青年与国家绑定，煽动青年牺牲，就形成一股邪劲儿。这不过是疯子领瞎子！中国的传统教育，是没有批判性思维这一说的，也没有“比较视野”。天下老子第一，不屑于其他文明。醒过来之后，只见病症不见病源，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自身的文化、思想和信仰观念。宣教士狄考文一针见血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为西方的权利、技能和知识所痴迷。她渴望这些事务，迫不及待地呼唤它们的到来，但是这些事务却不听从她的召唤……在中国已经有不少出色的基督徒教师以及为数不多的普通教师；但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却憎恨和惧怕基督教……中国还需要认识到一个重要而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基督教不是她的敌人，而是她的朋友；单单靠学习几何和化学是不会造就出忠诚可靠之人才的。”5

培养高贵品格的人才，才是一个社会的千年大计，这是一个缓慢的春风化雨般的过程。华丽的口号，不断发动起义、革命、运动，对此无济于事。这就像播下一颗新的种子，浇水、施肥、等候发芽、出苗、长大，这些都需要时间。新文化战士们热衷于战斗、牺牲，满腔热情，至死不屈。与此相对，一群默默无闻的宣教士，我们污称为“洋鬼子”，却在号召我们的祖母外祖母们不要裹脚了！他们带来西方科学、音乐和体育，传讲上帝的福音，在漫长的岁月里矢志不渝。

激情浪漫的革命思潮展现在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里，也体现在王蒙的《青春万岁》里。但很遗憾，他们后来都被他们所歌颂的力量打倒。这是鲁迅所说的鞭子吗？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出来，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依然鼓动的是青年，依然把他们的眼睛绑定在“兴邦”上，岁月似乎又进入另一场轮回。

五四运动70年后，另外一场学生运动又爆发在北京城，陈独秀所说的“牺牲大而结果小”几乎成了预言，我更愿意相信这是鲁迅所说的鞭子，是一系列鞭子中的一个。1986年崔健几乎吼叫般唱出了《一无所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还没有来临，八十年代的所谓浪漫与激情注定会一无所有！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这是崔健《一块红布》中的歌词，是五四运动热血青年后嗣的感叹！狂妄制造疯子，愚昧产生瞎子。不是瞎子愿意跟从疯子；问题在于，瞎子们根本就看不见路，何以分辨？

五四运动前夕，一部近百万字的翻译著作进入中文的白话文文学，这是宣教士花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贡献给中国读书人的礼物，它的名字叫《圣经》。姥姥的一个女儿比她进步多了，她既没有裹脚，也还识字；在她生命的晚年，甚至有幸阅读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从她嘴里铿锵有力地念出约翰福音的句子：“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她，就是我的母亲。

注释：

1 【英】阿绮波德．立德著，杨柏等译，《亲密接触中国——我眼中的中国人》，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64页

2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3 【美】丹尼尔．W. 费舍著，《狄考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202页

4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 【美】丹尼尔．W. 费舍著，《狄考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