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的中国传奇

刘盐约

曾被中国领导人称赞的西方宣教士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曾被称为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精神鸦片”。但是从我信主后，接触一些教会历史资料，发现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他们因着基督的爱和神圣的使命越洋跨海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不仅传播耶稣的福音，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明的进步。在这块东方广袤的大地上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有些宣教士甚至流血殉道，死在中国。每位宣教士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本文要介绍的英国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便有一段不朽的传奇永远留在中国。

20多年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后来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柏格理，并表达了赞叹，还以他为榜样来教育贵州省的干部：“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是的，宣教士虽然曾经被湮没过，但历史是公正的，每一位审时度势的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足迹，并且给予肯定和赞誉。我想基督徒更不能忘记他们。

23岁踏上陌生的中国土地

柏格理生于1864年，父亲是一位牧师。柏格理从小天资聪颖，学习刻苦，17岁时参加英国国家文官考试（类似于中国的“国考”）名列第七名，可谓前途无量，可以进入公务员行列享受高薪生活。然而他放弃了这一大好前程，因为他心里燃起一个更大的负担，那就是决心仿效19世纪中叶到非洲宣教的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文斯敦，来古老的东方引导一个民族皈信基督。1886年柏格理和好友邰慕廉申请前往中国宣教，并获得批准。于是在第二年，被卫理公会差派到中国。他们先在上海登岸，接着到安徽省安庆市在中国内地会开的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半年。最后一同到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

当年仅23岁的柏格理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不知有没有想到，这开始了他在中国西部深山苗族地区近30年的服事岁月，直到最后死在那里。

今天的西南山区总体上还是比较贫穷落后的，更何况是一百多年前呢。柏格理刚进入云南的时候，各种垃圾、传染病、毒品充斥着他的视野，和他生活的英国天差地别，以致他感觉自己“就像倒退回前工业化的18世纪”。然而当他深切地了解到那里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后，他的心里充满了来自神的爱与怜悯。柏格理起初的服事效果并不显著，但他并不气馁。后来历经周折，来到了贵州威宁市的石门坎，此后便一直在苗族地区工作。在此大放异彩，并树立了一个丰碑，缔造了一个传奇，扭转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因此他被后人誉为是“用生命爱中国”、“为苗族失丧生命的英国人柏格理”。

他在苗族留下“石门坎传奇”

也许我们对中国苗族没什么概念。如果要从中国的少数民族里，选一个和两千年历史饱经忧患的犹太人相比，那恐怕就是苗族了。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却也是最受欺压饱受苦难的民族。一部苗族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据历史考证，苗族早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就生活在黄河流域。但在以后的数千年历史中，他们不断遭受强者的欺凌，被迫不断南迁，最后一直躲到了大西南的群山深处，沦为“蛮人”，倒退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状态。他们失去了故土，失去了文字，失去了尊严，只能在巫术化的民间宗教里寻求慰藉和安全感，却又落入邪术的辖制中。有历史学家考证，苗族就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蚩尤部落的后裔。苗族代代以口唱流传下来的民族史诗暗含了这一信息，述说着几千年的苦难和血泪史！在历朝历代不论谁当权，苗族总是被欺凌的对象。他们有时候忍无可忍进行反抗，得到的是更残暴的镇压。

出路在哪里？拯救在哪里？19世纪末宣教士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基督的福音、光明和拯救。他们在基督里恢复了尊严，找到了安全感。这个备受欺凌的民族借着福音“翻身解放”了。宣教士还给他们带来了现代文明，帮助他们创立了文字，建起了学校和医院。苗族同胞在20世纪初的崛起和更新，令世界刮目相看！来自英国的宣教士柏格理牧师，就是这批深入苗寨的宣教士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伟大事迹就是在中国贵州一处偏僻的苗寨缔造了“石门坎传奇”，使石门坎成为照亮中国西南部整个苗族聚集地区的一盏灯。

柏格理立志要得苗族皈信基督，为了“传通苗族”，他穿苗装，说苗话，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走乡串寨，巡回传扬福音。为了更加有效作工，柏格理非常注重培训苗族传道人，因此有人称柏格理宣教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就是“以苗传苗”。

柏格理扎根这块贫弱的土地，不仅仅是满足于改变一个个灵魂，使他们获得天堂的盼望。他看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就是改良当地的文化，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藉此彰显天国的能力。那时候的苗族在文化上非常落后，几乎遍地文盲，而且深受各种陋习（黄赌毒）捆绑。面对这种状况，柏格理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因此，以教会为依托创办学校，并创制了苗文。1906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起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学校。除了兴办正规学校教育体系，还推动平民教育和实业教育，满足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的需要，柏格理为此开办了“平民学校”。这样苗族信徒在主日不仅要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还要在夜晚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在此基础上柏格理趁热打铁，创办“节制会”、“公益场”、织布厂和良种推广站，帮助苗族同胞解除恶习陋俗，提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几年下来，苗族的面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这样的社会教育和教会牧养体系，涌现了一大批苗族本土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主导苗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柏格理的所作所为，使苗族地区发生巨变，这正是天国福音对病态世界的矫正和医治。石门坎的传奇就是天国能力介入地上的果子。说它传奇，这个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偏僻小镇石门坎，早已成为福音改变苗胞命运的国际知名的标准性名片（在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寄送书信物品，只要在信封上直接写上“石门坎”就可寄到），而柏格理的名字注定要永远和石门坎连在一起！

51岁长眠于中国但爱心永不眠

柏格理为何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源自他有眼光，更源自他对苗族同胞的爱，这种爱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来自基督的大爱。正如柏格理在一篇自述中所写的：“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被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柏格理是透过基督的眼光看这些苗族同胞，他一个“洋人”给出的爱比我们更多，足让我们这些中国人汗颜。

1915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这种传染病叫伤寒，在当时令人闻风色变，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柏格理马不停蹄地救治守护着病人。不幸的是在守护中，他也被感染上了。但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等于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而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这年的9月15日，柏格理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1岁。在苗乡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之后，柏格理最终长眠于他所爱的这块土地。据《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创建苗族致丰功伟业，岂但该族戴其德泽，凡我西南教区各族群众，莫不尊之为父。”人们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就坐落在一个俯视石门坎的小山坡上。他仍然在守护着这一方土地。他的墓碑两边上写道：“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

从柏格理的事迹，你能再次深切地看到，西方宣教士是神对中国的莫大祝福！这话是真实的。任何扭曲西方宣教士的行为，是经受不住历史考验的。他们是带着爱到中国的，驱动他们的是那更大更深的爱──基督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