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密码：14-120

何正中

我祖父何漱芳牧师和祖母结婚八年以后，1913年才生了头一胎，就是我的父亲何其美。可想而知，祖父母多么宠爱他。祖父常出外传福音，家中大小事全交祖母打理。祖母目不识丁，每天从早到晚除做家务以外，都抱着儿子不停抚摸亲吻。在我们家乡温州的炎夏，破漏的房子蚊虫成群，飞舞不息，祖母总是让爱子躺在清凉的席子上酣睡，自己坐在床沿，用大蒲扇为儿子驱赶蚊虫。家中偶有点肉吃，两个大人都不轻易碰筷，让儿子独食。

两年以后，上帝再给祖父母添第二个儿子，我的二叔何其善。祖父母当然也爱这个儿子，不过爱的份量稍为逊色了一点。再过七年，上帝又给祖父母添第三个儿子，三叔何其义（何天择），长辈们当然高兴，只是最宠的还是长子。

祖父为我父亲命名何其美，乳名纯羊，意思是希望他像主耶稣怀里纯洁的小羊。我父亲天资聪颖，祖父为了让儿子有美好的前程，决定尽一切能力供他上学。父亲不负众望，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一直读到高中二年级，那时按照祖父母那么贫穷的人家，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何况当时祖父母已有了六、七个儿女，上还有一位常患病的80多岁老母亲。

由于家中经济拮据，我父亲虽然学业成绩优异，读完高中二年级后，仍须辍学，由一位基督徒介绍到温州市规模最大的白累德医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该院院长是一位爱主的英国医学博士，医术高超全面，又有爱心，他让父亲作随身翻译员，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医术传授给父亲。

由于上帝赐父亲极高的天资，他自己也勤奋学习，仅五、六年间就成了主治医师。可他一旦能够独立行医，就远走高飞，自创医院─温州市“福民医院”（全科）。开张前夕，他自己改名叫“福民”。

于是父亲做了院长，副院长兼助理由母亲担任（母亲是宁波华美医院高材毕业生），再配合一些有真才实学并有多年经验的医务人员，福民医院就此诞生，几年后成了温州市著名的小型全科医院。市内、外众多病患闻名而来，连温州市首富吴百亨也与父亲称兄道弟。

不久，父亲又雄心勃勃，在吴百亨的协助下，经营了“温州肥皂厂”，兼任厂长。多年后，他多次对我说：“做肥皂是最容易的事，只要略懂化学便可，只是开办前要投入一笔资金添置设备。”父亲大量生产成本低廉、质量尚可的肥皂。这些肥皂不断地进入温州千家万户，同时财源也滚滚不断地流进父亲的口袋。

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飞黄腾达，在人眼里，他是个成功人士，杰出人才，叫人称羡。可他心里有一永远填不满的洞，不断地追求名利，这使他越发变得盲目自大，常仰首挺腹，自豪地说：“我成功靠谁？靠的是我自己！”

1949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他刚起床不久，忽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有几个乡下人和几部黄包车。噢！是病人家属，许诺以重金聘请他到病人家里看病。看在重金份上，父亲打破常规，随病人家属同行，由他们的黄包车一前一后护送。当来到瓯江的岸边，父亲在车上闭目养神，忽然看到两个人用枪指着他，连推带拉，把他扭送上贼船，往鹿西山的小岛驶去。

父亲被绑架了！两名绑匪大摇大摆走进我家大门，一张口就要黄金50两，一两也不许少。那年我六岁，看见两个绑匪凶巴巴对我母亲说：“过三天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来取黄金。若不拿出来，先割掉妳老爷两只耳朵给妳烧菜。如再过两天不全数奉上，就请妳到鹿西山收尸。我们的大王最爱吃大胖子的心肝……。”两绑匪离开时还哼着小调。

我母亲受这重大的惊吓和打击后，精神恍惚，终日流泪，双眼呆滞，形容憔悴。祖父接获噩耗后，担心得茶饭不思，不能成眠，独自跪在老屋屋顶阳台上痛哭流涕地祷告，祈求天父拯救儿子。

三天后，下午5时许，风沙弥漫，两个绑匪如期来到我家，把50两黄金塞进他们的皮包，答应“明后天让你们吃团圆饭”。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次日清晨，大家说：“弄堂里有个死人。”祖父和母亲急急去看，吓得呆若木鸡，这不是绑匪吗!?事后大家猜测，两个绑匪为了争财，较弱的被较强的打死。

感谢上帝听了祂仆人的祷告，保留我爸爸的性命。1949年的酷暑，鹿西山即将解放，大小绑匪亡命，抛下人质。父亲逃回家里，竟毫发未伤，只是人变得十分黑瘦。见面时，大家恍如隔世。他第一顿饭吃的不多，因深知久饿者不能一下子吃得太饱。他边吃边讲述这几个月来人间地狱似的生活，每日都是任人宰割，每天只给吃两顿，每顿半小碗饭。他有时也祷告，但心里终日惶恐，有时想：“听天由命吧！”

解放后，父亲和母亲来到宁波华美医院。我们七兄弟姊妹也随父母惜别故乡，来到连一句话都听不懂的宁波。母亲当即担任二院的产科兼妇科总护士长，父亲担任外科主治医生。不久，父亲名声大噪，成为1950年代初宁波腹外科手术的“一把刀”。有些大人物病患点名要他开刀。他工资每月高达130元人民币，是当时普通工人的三、四倍以上。

功成名就让他昏了头脑，常批评医院上级及卫生局领导是全不懂医术的无用之辈，又说多数护士都是倒痰盂的货色。他好几次辱骂三轮车伕，轻薄年轻貌美的女护士，又竟敢在自己家里与几个姘头作乐，其中一个还被母亲、二妹夫及我不约而同当场捉住。

1957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积极响应。他越说越起劲，连早被国家最高层定为铁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想翻案。谁知一声号令，“反右斗争”便铺天盖地开始。我父亲因触犯众怒及多言多语，被打成右派，取消工资，双手铐上手铐，押送到劳教所三年，每月只发7.5元生活费，令他先挑泥土和沙子，然后挑石子与砖头。

劳教期间，他七个子女中只有我一人去看望过他四、五十次。当时大姊17岁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大哥何正刚是全市数学竞赛状元。可怜他不懂政治，竟糊涂得公开为父翻案，被打成“反动学生”，日日被批斗，脑袋天天被灌水，终于变成疯子。当时弟妹年纪尚幼。每次见父亲都有卫兵守着，不敢私语，送去的东西都被一一检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大小教堂一律被关闭。在十年“文革”浩劫中，我父亲胸前挂着黑牌，被批斗、抄家。我们七个子女都受株连，在歧视的目光下提心吊胆地生活，其中有三个因而萌发轻生念头。终于有一日，二姊上吊自尽，大哥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我每一个多月就去探望大哥一次，包礼物的绳子都被抽掉，提防他自杀。

“文革”结束几年后，父亲才得以平反，回到市第二医院，恢复原来的月薪130元。他20余年的人生，好像绕了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地。他的辉煌不再，躯体老弱，再挥舞不动手术刀，当年宁波市腹外科“一把刀”的威风一扫而光，只得低着头当一个平凡的门诊医生。

我父亲一生犯了很多罪，他并不真正认识上帝。晚年入住敬老院，独自包一间双人房。为了打发寂寞时光，他看点中、英文圣经，偶而临睡前做几句求主赐健康长寿的祷告。我那时尚未退休，也隔几天去看望他，恳切为他祷告，劝他悔改信靠主耶稣。他始终坚持说，人总要靠自己。又说世上凡是有名望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医学家哪一位不是靠先天智商高、后天本人刻苦奋斗才取得大成就。他还多次对我说：“哪里来的神力更生？”一个老人，白发苍苍，居然还以为自己可靠！

我父亲直至临终前十多天，才真正谦卑下来，开始用信心读圣经和三叔父何天择寄来的书信。这时，他才平生首次对我说：“中、英文圣经我对照着看，真是字字珠玑，让我爱不释手，好似一股清泉灌入我干涸80多年的心田。你三叔是世上少有的真正基督徒。我虽然年龄比他大九岁，中、英文也与他相差无几，但灵性上与他可确是天地之别，无法与他比，我比他差得远，差得远了！他几十年来劝我信耶稣，我总是口头答应，心里却是无动于衷。”父亲临终前还给我看了他的所藏秘密，他在《灵镜》和《赎罪记》等福音文字上，用黑、蓝、红三种颜色笔做了许多记号，对我说，黑色的是他以往屡犯的罪；蓝色是指知罪犯罪；红色是指仅犯一、二次的罪。可见他已真心实意认罪，并把以往自己的一切罪孽倒空，悔改立志信耶稣了。

父亲去世前三天，住进分配给他和七个子女的单位。他留下了亲笔遗嘱，从遗产中拨人民币三万元奉献给浙江省神学院，另三万元奉献给宁波基督教敬老院。

父亲在二院的病床上仰躺了一天，他已无法进食，仿佛是无花果树上的一片随时要飘落地上的枯叶。次日他昏迷，第三天走完他的人生。

他去世后，我发觉他的银行存单密码是“14-120”。二妹已经知道，因她每月务必要打密码替父领退休金，她解释道：“按父的意愿，要死（14）的话，要活到120岁。”啊！人算不如天算，人无法掌管自己的命运。谢谢上帝的大恩大爱，拯救父亲这个大罪人，赦免他众多的罪孽，收容他的灵魂，并赐予他活到90多岁！